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 深切缅怀中华慈善总会首任会长、终身荣誉会长崔乃夫同志
□ 中华慈善总会
中华慈善总会第一任会长崔乃夫
2023年4月4日10时30分，民政部原部长、中华慈善总会首任会长崔乃夫同志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95岁。
哀恸之日，抚今悼昔，怆然而涕下。在中华慈善总会众多同仁的心目中，乃夫老会长的一生是起伏跌宕的一生，也是耕心种德、躬行善举的一生。慈善公益正是他毕生热爱、一心求索的事业，是他生命中难以割舍的部分。
在卸任民政部部长后，他余热不息，亲手创办了新中国首家以“慈善”命名的全国性综合慈善组织——中华慈善总会——并出任首任会长。他老当益壮的晚年奔走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道路上，为当代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开拓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斯人已去，音容长存，大爱永驻。作为中华慈善总会的后继者，我们抚今追昔，谨以此文寄托无尽哀思、铭刻共同记忆、传承慈善精神。
中华慈善总会的创建者
重温中国当代公益慈善史，崔乃夫会长是一位不能不提到的人物。他既是政府部门的“掌门人”，又是民间组织的引领者。不论是在政界抑或民间社团，他为国家公益慈善事业奉献了宝贵的智慧和心血，用他的话就是“把一生的身家荣誉都押在这里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慈善”一词仍然备受争议。时任民政部部长的崔乃夫敢为人先，积极支持新中国首个以“慈善”命名的慈善会组织——吉林慈善总会于1993年1月问世。
同年，他从任职长达11年的民政部部长岗位上退休，而他的公益慈善热情丝毫不减，探索脚步始终未歇。那时，他对“改革开放社会环境下，政府的社会福利工作与民间慈善事业的关系”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思考。他认为，要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就要摆脱旧体制束缚，走“小政府大社会”之路。在保证国家适当投入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国家、集体、个人和社会相结合，层次不同、标准有别的社会保障体系。由此，建立一个全国性综合型慈善组织的念头在他内心开始萌发，中国慈善事业即将揭开新的一页。
1994年4月，他与时任民政部副部长阎明复等同志共同创建“中华慈善总会”，举起了一面全国慈善大旗。那是一段表面波澜不惊，却又暗流湍急的岁月。中华慈善总会现任会长宫蒲光2021年初登门拜望崔乃夫老会长时，谈到当年组建慈善总会的情况，崔乃夫回忆道，1993年底，阎明复找到他，提出成立“中国福利慈善协会”的建议。他没有立即作答，当时顾虑的是“慈善是否符合中国国情？”思考和调研了数月，他与一些同志进行了认真探讨，结论是此事可行。尽管当时也有人反对，甚至状告他意图“复辟封资修”，但他依旧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慈善组织是社会性群众性组织，不拿国家一分钱，是在法律规范下为社会做一些好事善事。他的建议很快得到党和国家的肯定和支持。
崔乃夫会长与雷洁琼、王光英、赵朴初、程思远等老领导在总会第一次会员代表会议上
崔乃夫会长与受助孤儿在一起
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右二）在崔乃夫同志追悼会上向其家属致以亲切慰问
从中华慈善总会创立之日起，崔乃夫老会长便带领慈善总会全体人员锐意探索具有时代特征的专业慈善组织发展道路，大力推动公益慈善理论研究、公益实践探讨与大众慈善文化传播。他明确提出，要办一个有别于政府、立足于民间的独立慈善机构，不向国家要编制、人员和经费。总会成立伊始，首先完成的是自身机构与制度建设，他邀请社会上享有盛誉的政治人物和知名人士加入慈善阵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倪志福、王光英，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丁光训受邀担任总会名誉会长。他广泛征求意见，明确了慈善总会宗旨；修订了《总会章程》；制定了《总会创始基金章程》《创始会员管理办法》；制定了《财务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会议制度》等内部管理制度。此举也为全国各地慈善会组织的兴起奠定了组织与制度基础。
慈善事业是全社会的事业，崔乃夫认为必须联合全国慈善组织，共同推动事业发展。短短一年时间，中华慈善总会就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了42个团体会员。同时，他带领总会人员积极募集资金，开展形式多样的慈善活动，使全国慈善会逐步成为国家慈善公益领域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
感念老会长在总会创立与发展过程中呕心沥血的无私奉献，在中华慈善总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崔乃夫同志被授予“中华慈善总会终身荣誉会长”称号。
慈善新理念的倡导者
崔乃夫会长是中国当代慈善思想与理念的创新者与推动者之一。他始终坚持发展中国本土化的慈善公益事业，主张广泛开展慈善公益知识宣传普及，完善法制法规建设，推动慈善公益组织的自律精神与品牌建设。在他漫长的职业与慈善生涯里，有许多启迪人心的思想、感染人心的理念与脍炙人口的话语，至今依旧为人口口相传，影响着一代代慈善人。
关于对当代“慈善”“慈善组织”的理解与定义，他曾说：“从中国的传统来讲，善者美也，慈者爱也。慈讲的是纵向关系，即父母对子女的爱；善讲的是横向关系，是人类平等的爱。‘慈’和‘善’两个字联系在一起就是‘上下左右的爱’，是广泛的爱。慈善并不都只是捐钱捐物，而是任何人、任何时空都可参与的一种行为。比如给人钱或物是慈善，给人精神上的帮助也是慈善。而且，慈善的概念还在不断扩大，环保、改善江河水质、利用可再生材料、救助艾滋病病人等都可以纳入慈善范畴。慈善就是倡导和谐，培养爱心。”
他说：“慈善组织是慈善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通常情况下，慈善活动首先是由个人或家族开始的，比如救济他人，施舍衣物和食品等。但这些行为都是临时性的，没有明确的规划和章程。随着社会发展，这些单个行为已不能适应社会需求，于是就由一些有善心的人或机构提出倡议组织起来，有规划、有目的地开展慈善活动。这就是慈善组织。”
他对慈善作为一种社会分配方式有着深刻的认识，“社会分配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工资，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第二个层次是社会保障体系。如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医疗、养老保险等。第三个层次就是慈善。当前两个体系实施之后，社会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这时就需要发挥慈善组织的作用。这些组织可以向社会开展募捐活动，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他始终坚持慈善的自愿原则，反对带有强制性或“包办慈善”“越俎代庖”的做法。他说：“应引起重视的是有些地区：一是把慈善当做了政府行为；二是把慈善当成了计划外收入；三是把自愿变成了强制。这种做法如果广泛开展起来，将是对慈善工作的极大破坏。”
他对慈善文化与慈善组织建设有着深入的思考。他说：“现代公益事业是从西方引进的，但必须实现本土化。马列主义是西方的，毛泽东等人就把它和中国实践相结合，才取得如此大的成功。中国公益慈善事业一定要发展，但不一定是美国模式，不一定要走美国的路，完全可以实现本土化。”
他还说：“培育公益慈善精神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至少需要通过几代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努力才能培育这样一种公益慈善基因和公益慈善理念。最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从娃娃抓起。现在播下去的公益慈善的种子，将来收获的就是公益慈善事业的庞大后备军和热心支持者。”
新时期慈善事业的践行者
“慈善”这一曾经被百般回避、曲解，甚至被“鞭笞”的名词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被重新提起，重新孕育、萌动、创建、发展。而这一切都和崔乃夫以及志同道合者们的努力密不可分。
崔乃夫认为，我国慈善公益事业在解放后没有发展起来的主要原因，一是认为福利救济活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都应全部由国家承担起来；二是一些人认为所有慈善活动皆是“伪善”；此外还有物质上普遍贫穷的原因，当时很难产生完整的慈善概念与行为。
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通过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党和国家对慈善事业的社会价值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人们的收入出现落差，也为慈善事业走上社会舞台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与心理诉求。
1991年，我国华东地区发生严重水灾，涉及18个省市，灾情最为严重的是安徽、江苏两省。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华东灾情，及时作出指示和部署，下拨救灾款物。时任民政部部长的崔乃夫认真组织落实，充分发挥1989年响应联合国号召成立的“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的作用，广泛动员中外各方力量参与救灾，此举在国内得到了广泛响应，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进一步增强了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友情。当时，全国党政军警民和各界人士无不心系灾区，情系灾民，纷纷慷慨解囊捐款捐物，广泛开展义演、义卖、义诊等形式多样的捐赠活动，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慈善热潮。参与这次国际救灾援助的国家多达60个，捐赠总额达2683万美元。据统计，从1991年7月11日至12月31日，共接受境内外捐赠款物价值23亿元，相当于国家正常年份灾民生活救济费用的2.3倍。此次募捐活动范围之广、参与之众、热情之高、影响之大、捐款之巨都属空前，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与国际社会人道主义的巨大力量。
崔乃夫敏锐地注意到，来自境外慈善组织的捐款都有捐赠者清晰的意愿表达，并希望知晓善款的去向与用途。而国内捐赠者也担心，所捐款物会不会被截留、贪污、挪用。于是，他提议订立三项制度：一是请审计部门提前介入，跟踪审计；二是要求所有参加救灾人员必须秉持公正廉洁；三是所有救灾款物必须实行专账管理，做到去向清楚，给捐赠者一个可信的答复。在崔乃夫的安排与推动下，减灾委和民政部联合有关部门制定了接收、处理救灾捐赠的详细办事规程，并向捐赠者通报款物去向，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和有关部门的审计监察。此举不仅极大提高了救灾效率和社会效益，也为中国政府赢得了声誉。联合国救灾署特使在考察安徽、江苏、河南灾区使用国际援助情况后，连声称赞这是一项“奇迹”。而这一切也都为他着手创建中华慈善总会作了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的充分准备。
中华慈善总会成立后，崔乃夫会长带领总会一班人边筹建边开展慈善项目和活动。一方面通过新闻媒体广泛宣传，面向海内外征集捐助；另一方面通过总会活动，积极争取社会各界支持。仅仅一年时间，中华慈善总会便筹募款物价值2459余万元，实施了一系列慈善项目与慈善活动。其中不乏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扶贫济困”“安老助孤”“微笑列车唇腭裂修复”“慈善雨水积蓄工程”“孤独症儿童康复”等品牌项目，许多至今依旧持续开展，为广大需要帮助的人源源不断送去来自慈善的温暖与感动。
崔乃夫会长十分重视慈善文化宣传与慈善理论建设，其间先后创办了《中华慈善信息》《慈善》杂志等。在他的主持下，多次组织召开专家学者与慈善实务工作者研讨会，积极探讨慈善事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1995年5月，中华慈善总会成立“研究与发展专业委员会”。1995年8月，中华慈善总会“全国慈善工作交流会” 在上海召开，全国28个省市30多个慈善团体代表出席会议。1996年10月，总会与《人民日报》国内政治部联合召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道德·慈善研讨会”……
1995年11月20日，崔乃夫主持召开中华慈善总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全国性慈善会议。此次会议是慈善组织走向正规化、专业化、社会化的一次重要会议。
新时代慈善以累累硕果告慰逝者
回顾往昔，崔乃夫老会长也曾这样谈起自己：“我觉得自己就像是河水中的一朵浪花，只是匆匆翻卷一下，便融入了滔滔河水……”。如今，这朵谦逊而和蔼的“浪花”虽已融入江河，然而，可以告慰的是，老会长所倾心投入的慈善事业已由当年的微光涓流发展成为今天的星辰大海。
当前，中国慈善事业正处在一个难得的蓬勃发展机遇期，并必将走向一个更好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慈善事业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重要作用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慈善事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十九大报告强调“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度”，明确将慈善作为我国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将慈善事业上升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把慈善事业作为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将发展慈善事业作为完善分配制度的重要举措并作出明确安排。中国特色慈善事业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放眼今天，全国各级慈善会已铺展成一张巨大网络。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县级以上各类慈善会2727家，省级慈善会31家，基本实现行政区域全覆盖；地级慈善会325家，行政区域覆盖率达97.59%；县级慈善会2370家，行政区域覆盖率达83.19%。此外还有县级慈善会所属的慈善分会及慈善联络站67062家，一个覆盖全国的慈善会组织网络日趋完善。
慈善募捐能力不断增强。2021年全国慈善会仅前137家募捐总额为305亿元。其中，年度募捐收入超过1亿元的慈善会36家，其中超过5亿元的9家，全国慈善会展现出强劲的社会资源动员整合能力。
慈善实践活动生机勃勃。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全国32家省级以上慈善会开展重点慈善项目1281个，涵盖安老、恤孤、助学、医疗、扶弱济困、抗击疫情等诸多领域，受益群众超过3200万人次。
饮水思源，缘木思本。崔乃夫会长一手创办的中华慈善总会历经近30年发展，截至目前，已筹募慈善款物价值逾1500亿元；于全国各地广泛开展了“幸福家园”“善济病困”“微笑列车”“为了明天—关爱儿童”“慈善文化进校园”“一张纸献爱心”等数十个慈善品牌项目；拥有全国慈善系统团体会员480余个，全国各级慈善会已然成为中国慈善公益滚滚洪流中的中流砥柱，正在充满希望的新时代新征程上砥砺前行，奔腾致远！
噫！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本文来源：慈善公益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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