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有关文件精神，推进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创新发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主管的中国信息协会和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联合长安街读书会、互联网金融千人会、中铁投资集团等有关国家机构、学术机构、金融企事业单位主办的“第一届中国金融创新发展高层论坛”1月3至4日在全国人大会议中心举行。

本次论坛以“金融创新·绿色共享”为主题，旨在探讨“十三五”新结构经济学与分享经济下的绿色发展。林毅夫、谢伯阳、卢时彻、周秉宜、孙学工、何翠芹、邱晓华、黄剑辉、徐洪才、王勇、马勇、黄勇、欧阳宸、张斗伟、于佳宁、唐兆凡、苏培科、张章、韩锋、吴慰军、倪躍洋、刘阳等来自政府有关部门、学术机构、金融界、企业、社会组织的代表300余人参会, 本次论坛得到了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原党组书记、中国绿发会理事长胡德平的大力支持！

“一带一路”是2013年9月份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的时候率先提出的，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在印度尼西亚访问的时候提出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现在简称的“一带一路”是这两个倡议的一个组合。‘一带一路’的倡议是以基础设施作为抓手，希望在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这五通的基础之上来建立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跟责任共同体。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在围绕“新结构经济学”在一带一路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金融创新对于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主题演讲中表示，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看，之所以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能够得到这么多的响应，而美国提出的跟我国类似的倡议，却在国际上无声无息。最主要是因为“一带一路”沿线有60多个国家，目前为止他们的人均GDP普遍在我们人均GDP的一半以下，有的只有我们的1/5，我们现在是8100美元，大部分国家是在4000美元之下，有的甚至只有2000美元，1000美元不到。

“对这些国家来讲，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每个国家跟我们一样，都有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都希望能够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收入，进入到现代化国家的梦想。如果要实现将来经济的腾飞，有两个前提，一个前提是提高劳动力生产水平的产业技术必须不断升级，第二个在这个升级过程当中，基础设施必须不断完善，才能够降低交易费用”。林毅夫这样说。

基础建设是制约每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他同时分析指出，如果基础设施资金只靠国内来提供的话，远远不能满足他发展的需要。这种情况下就必须透过国外的资金，国外的资金有的可以用双边的方式来解决，也可以有多边安排。

除此以外，为了加强一带一路中的基础设施，非常需要有一些金融创新。他指出，现在全世界大概还有三万亿美元的主权基金以及几十万亿美元的退休基金，这些主权基金或是退休基金，过去一般是买一些比较长期的比较固定的政府的债券，或是打包投资在股票市场上面，但这些资金一般是长期的投资。

“在当前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券接近零利息以及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风险非常大的现状情况下，怎么样进行金融创新，让这些长期性的稳定性的主权基金或者是退休基金进入到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的方向”。林毅夫这样说。

在围绕中国金融创新发展的探索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题演讲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金融司副司长孙学工在演讲中表示，金融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密切相关的，特别是其中的去杠杆，应该说更是密切相关的一件事情。杠杆，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是债务；但从金融的角度来看，它就是一个资产。这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

他首先强调了国家在开展一系列去杠杆举措后取得的各种明显的成效。同时也分析指出，我国杠杆率的主要问题是杠杆结构不平衡，并且呈现上升速度过快的态势。具体表现在，政府和居民的杠杆率比较正常，但企业部门的杠杆率高企，呈现“鹤立鸡群”的状态。因此，去杠杆的目标在控制总杠杆，尤为关键的是控制它的上升速度。

他透露，明年深化去杠杆，主要目标是控制总杠杆，重中之重是降低企业杠杆。“我们总杠杆率，刚才讲绝对的水平并不是最高，基本适中，但是我们的上升速度是值得担心的一个问题，我们的上升速度，看主要经济体当中也是一个最高的速度。其中，企业杠杆率的上升速度更是大大超过其他经济体”。

而对于如何降低企业杠杆率，孙学工认为降低企业杠杆率并不是靠一项或者单项的措施，是需要一个综合性配套的措施。

首先是要强化市场纪律，通过依法破产、兼并重组，加大僵尸企业的出净力度，去掉还的杠杆，有些债务在那里，但是企业已经对GDP，对增长没有任何贡献了，这类的降杠杆是要坚决的去除。对好的企业，优质的企业，我们要通过市场化债转股，发展股权融资来增强它的资本实力，这也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

其次，挖掘企业自身的降杠杆潜力。我们企业自己还是有些潜力可挖，比如盘活他的存量资产，调整他的债务结构，但是需要各方面的配合，主要的努力应该是在企业方。

接着，加强企业自身的债务杠杆的约束，建立防止杠杆率降而复生的长效机制。尤其对国有企业，因为现在我们杠杆率高的主要还是国有企业高，全国的资产负债率里面，国企比民企高出十个百分点左右，这里面确实跟我们国企的预算软约束自身盲目扩张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要降杠杆，还得要有些这种体制机制上的改变。

最后，可以适当的杠杆转移，政府和居民部门，可以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适度的来加杠杆。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面临的资源供给压力、环境污染及生态系统退化问题日益严峻，已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雾霾等环境污染问题也严重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质量。实现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不仅成为社会的共同愿望，也成为我国政府的基本国策。绿色发展需要绿色金融保驾护航，那么，到底什么是“绿色金融”？

绿色金融是指金融部门将环保、节能、低碳作为投融资决策的考虑依据，通过金融产品和服务来推动经济社会和金融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副秘书长黄剑辉认为，“十三五”期间，我国有望建立起一个较为系统的绿色金融体系，以使有限的财政资金撬动几倍乃至十几倍的社会资本投入绿色产业，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升经济增长潜力，助力加速经济结构的绿色转型，从而达到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目标。

然而，绿色金融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一定的协同条件作为其发展的催生环境。对此，黄剑辉在主题演讲中提出了制约国内发展绿色金融的四大问题：促进绿色金融协同发展的条件缺失，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尚不健全，缺乏专门的战略规划、完善的组织机构和专业人才以及市场服务中介体系发展滞后。

为不断解决中国绿金发展中的问题，加快推动绿金业务发展，针对以上四大问题，黄剑辉提出了七大应对建议：加快落实《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重点举措；加大与环保部等政府部门合作，形成“支持+惩罚”并重式绿色金融运行机制；完善绿色金融发展机制，提升绿色金融运行效率；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健全综合化产品体系；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与国际标准接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加大绿色金融人才培养力度，产学研紧密结合；培育第三方专业机构，鼓励绿色认证。

此外，本次论坛组委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绿发会绿色金融工委副主任、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投融资研究所副所长欧阳宸表示这次高层论坛能取得圆满的成功，凝结了支持我们的相关工作的领导干部、合作单位、各个金融企事业单位的心愿，得力于高层论组委会全体同志的努力和奉献。但我想此次成功的主要还是得益于中国信息协会和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共同大力支持及著名经济学界领袖林毅夫教授的大力支持，再就是主题和内容安排都紧密结合金融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也是金融决策层和业界最为关心的问题而展开；创新关乎国家前途和命运。中国正奋进在国家现代化征程上，我们的发展既处于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面临一系列重大结构性问题。持续下好中国经济这盘棋，实现升级是方向。这需要体制改革和创新驱动来激活，激发全社会创新动力、创造潜力、创业活力。创新型金融企业贵在追求卓越、追求创新。敢于质疑、敢为人先、敢于创造，是创新之树成长的沃土。

2017年，我们将践行习总书记的话，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进一步抓好抓实,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们弘扬求真探源的创新精神，尊重个性、宽容失败，让创新成为中国发展的强音，成为实现中国经济升级的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