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东表示，自2008年汶川重特大地震发生以来，我国社会力量参与救灾热情持续高涨，逐渐发展成为救灾工作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现场救援、款物捐赠、物资发放、心理抚慰、灾后恢复重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初步形成了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协调联动、共同应对的救灾工作格局。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救灾工作传播了公益慈善理念，弘扬了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互助精神，凝聚了社会正能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和赞许。

　　杨晓东指出， 目前社会力量参与救灾总体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参与积极性非常高。据不完全统计，在汶川地震时，奔赴四川灾区一线参与救灾的社会组织达到300多家，震后一小时，就有社会组织通过断断续续的互联网络发出地震自救、避难服务等信息。地震发生仅数小时，社会力量迅速投入抗震救援，四川当地一些登山协会、野外探险组织奔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短短几天内，数以百计的社会组织和大量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各个救灾现场。此后的芦山地震、鲁甸地震灾害救援中，参与救灾的社会力量在数量上、响应速度上都有了新的突破。

　　二是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做出了越来越大的贡献，社会力量参与救灾本身具有组织灵活、服务多样，以及汇聚资源的特点。他们各个组织，依据自身的宗旨和使命以及专业特长，深入灾区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服务，特别是他们能够根据灾区的个性化需求为灾区的妇女、儿童、及信教群众提供个性化的帮助。有一些社会力量还通过开展救灾捐赠，吸纳和管理一些志愿者投入自身的资源，以及会聚各方资源到灾区，这些工作有力地支持了灾区的救灾工作。

　　三是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从数量上看，2008年全国基金会中主要关注救灾的基金会不足百家，民间救援力量还处于萌芽孵化阶段。而芦山地震、鲁甸地震救灾中，出现了更多社会组织的身影。从专业性上看，在汶川地震之前，国内只有一些基于登山或户外运动等形成的零散救灾救援队伍。而芦山地震、鲁甸地震发生后，数支较为专业化的救援团队及时参与救灾，开展了生命搜救、轻伤员救助、为分散居住的村民运送生活物资等工作，专业化水平明显提升。

　　杨晓东同时表示，在救灾工作中，社会力量参与仍存在信息不对称、供需不匹配、活动不规范等问题，给灾区救灾工作造成了一定影响。表现在社会力量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有效合作还有很大提升空间，社会力量彼此之间的协调性需要进一步增强，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在项目上缺乏持久性等。

　　他表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力量共同面对和解决。围绕近期民政部发布的《关于支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工作的指导意见》，民政部本级将重点做好五项工作，一是在搭建协调服务的平台，依托民政部救灾司和国家减灾中心建立一个社会力量参与救灾的协调服务中心。二是建立数据库和信息平台，建立具有救灾宗旨和行动能力的社会力量数据库。三是研究制定社会力量参与救灾的相关的规范和标准，探索建立社会力量参与救灾的信息记录制度，研究信息导向机制和方法，推动建立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救灾的一些技术规范和标准。。四是协调争取资源，加大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救灾的力度。五是在日常工作中加强与社会力量的联络与互动。

　　在接受《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提问时，杨晓东表示，《指导意见》中倡导针对灾区救灾捐赠以捐赠资金为主是考虑到按照救灾工作的情况，弘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公益慈善理念非常值得赞许。他同时认为，不管是捐赠资金还是物资，都是很好的事情。但是考虑到救灾捐赠，可以是经常性的捐赠，也可以在救灾的全过程中、各阶段来捐赠，不一定要集中在紧急救援阶段。

　　杨晓东表示，近年来，民政部在救灾捐赠活动中发现了一些捐赠的物资和灾区的需求不匹配，运输和清洗的成本比较高，特别是应急期间灾区的运输条件比较差，调运困难的实际问题。“我们要求各地民政部门通过发布一些灾区的需求，规范款物的使用，加强信息公开等手段，建立救灾的导向机制，引导捐赠人关注灾区的实际需求，减少捐赠的盲目性，避免资源的浪费，特别是考虑到灾区的实际情况和灾民的实际差异，特别是食品药品的保证安全等问题，我们倡导以捐赠资金为主，当然也不拒绝，甚至也赞同社会公众捐赠灾区需要的物质，按照我们的《指导意见》指向，这些急需的物资在我们的服务平台，在灾区救灾指挥部的平台下发挥作用。”杨晓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