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 鹏，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

　　来源：微信订阅号 公益慈善学园charityschool
　

　　编者按：天津塘沽爆炸，举国震惊，大家都在为逝去的生命哀悼。痛定思痛，公益慈善学园邀约了张强、冯元和陶鹏三位老师，从政府、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三个视角撰文发声，望引发诸君思考。

　　灾害危机事件的发生往往伴随着社区志愿主义勃兴而形成志愿力量向灾区涌入。灾时社会需求多样化，政府部门对于具有特殊性、多样性以及突生性的社会需求难以有效回应而呈现政府失灵，社会力量应急参与是灾害的社会恢复力（social resilience）重要体现，在一线救援、社会动员、灾后救助、赈灾资源与捐款、灾后重建、志愿者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而社会力量的介入过程一旦缺乏有效吸纳与引导亦会出现失灵情形。经历了汶川地震、芦山地震以及鲁甸地震，我国社会组织建立起了社会组织内部之间以及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平台并已发挥了重要作用，对科学有效救灾有着积极意义。社会组织作为一种组织化的社会力量，已逐渐受到重视并被吸纳至正式应灾体系之中，而以单体志愿参与作为非组织化社会力量参与应急管理亦应是下一代应急管理制度建设的重点。

　　如何推动社会力量应急

　　在新时期灾害危机治理语境下，灾害危机治理需超越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区隔，在更广泛多元的行动者网络、社会文化背景、科技环境、国际环境等层面展开灾害应对运作，为此，至少需要从以下几个层面确实推动社会力量成为提升应急管理能力的有效增量。

　　首先，基于应急管理周期全过程的政府与社会力量应急合作。应急管理被视为是由减灾、整备、反应、恢复所构成的动态循环过程，社会力量应急参与应摆脱片段化、碎片化以及被动化情形，尤其是“重响应，轻风险”的管理倾向，它与应急管理全程化、综合化、主动化的发展趋势相背离。

　　其次，基于应急管理功能需求的政府与社会力量应急合作。社会组织和单体志愿力量应急参与需从“做增量”到“调结构”转变，按照应急管理功能与社会需求分析来梳理、优化、培育社会力量，一些专业型应急救援更需要严格社会力量参与规范，不适当的介入可能会带来次生灾害。

　　再次，基于群体灾变行为分析的政府与社会力量应急合作。社会力量灾变行为的分析将揭示灾时社会动员特征，将其作为政策设计的基础有助于解开“灾害迷思”（disaster myth）并从更基础层面有效规制社会力量失序参与的风险，如逢大灾必堵现象背后的社会行为演进认识需要被吸纳到灾前制度建构之中。

　　最后，基于及时信息更新与分享的政府与社会力量应急合作。资讯共享、资源分享、联合行动是达成有效应急协调合作的三个层次，将无序的社会力量纳入到有序轨道首要侧重应急管理信息系统完善，应提升灾难信息传播速度、频率以及传播广度与精度，新社会媒体时代的科技环境如手机应用为灾时信息共享与行动协调的实现提供技术支持。最后，基于社会文化转变的政府与社会力量应急合作。

　　当前我国政府应急管理预案体系普遍存在重视政府行动规划与操作程序，而对民众风险意识与应急行动指导不够重视。“一案三制”为主轴的应急体系建设提升了政府部门应急管理能力，然而我们不得不反思的是，应急管理正式制度中的本地民众风险意识以及处置策略的指导方案建设仍较为滞后，新一代应急管理制度建设中，需要使风险、准备、响应以及恢复与社会个体确实关联，从而推动社会应急管理文化的转变。